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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益生:系统规划助解城市水“难”

发布时间:2011-02-24 11:26 来源:中国水工业网 编辑:蔺洁 点击:320次

说起城市缺水问题,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工程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邵益生指出:应历史地、全面地看待城市缺水问题,当前的最大挑战是水环境污染和水源水质恶化。系统规划,有助于破解城市水“难”。

客观看待城市缺水问题记者:据有关部门统计,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,110座严重缺水。水,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最大制约?

邵益生:就我国的基本水情而言,水资源始终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,但要注意城市缺水问题的阶段性特征。

早在1995年前后,原建设部曾组织过一次比较系统的城市缺水问题研究,把导致城市缺水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3类:

第一类是设施不足。在被调查的548个城市中,高峰日负荷率达不到标准的有260个;供水设施能力短缺1507.9立方米/日,约占当年实际供水量的1/4。最近十几年,城市供水设施得到快速发展,总体上讲,因设施不足而导致的缺水问题已基本解决,有些城市的设施能力建设已过度超前,但设施的配套性和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,供水管网、二次供水设施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。

第二类是水源短缺。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,特别是海河及西北内陆河地区,地表水资源比较匮乏,地下水超采严重,出现了“资源型”缺水现象,一些城市被迫实施了远距离调水,取得了较好效果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源不足的矛盾。现在需要思考的是,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否存在数量过多、规模过大、距离过长、成本过高、效率过低等问题。

第三类是水源污染。在当时调查的全国570个城市中,有98个城市的供水水源受到污染,约有50%的重点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源标准。水污染不仅加重缺水,而且危害人体健康。15年过去了,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,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,这是当前我们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。

必须控制用水需求增长记者:对于缺水严重的城市,有什么好的解决途径吗?

邵益生:其实,缺水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,解决的途径无非有两条,一是增加有效供给;二是控制用水需求,特别要遏制那些低效,甚至是无效的用水需求,减少浪费。在这方面,北京是有经验教训的。众所周知,北京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,以致于在上世纪末还议论过因为缺水是否需要迁都的事。客观地讲,当时北京的用水是比较粗放的,难以想像的是在这么缺水的地方,居然还在大规模种植水稻等高耗水作物。2000年前后北京的总用水量高达45亿立方米左右,当时预测到2010年,北京的用水量要增加到56亿~59亿立方米。为了满足可能增长的用水需求,增加水源供给便成为当时的优先选择。于是,就有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,规划到2010年要往北京调水12亿立方米。

然而,令人始料未及的是,由于后来采取了一系列节水和控制用水需求的措施,10年来北京的用水量不但没有增加,反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。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5亿立方米左右,比10年前少了10亿立方米,而这其中还包含了6亿立方米的再生水。也就是说,目前北京每年从环境中实际取用的新鲜水还不到30亿立方米。

记者: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这么多?简直难以置信!

邵益生:是啊,不仅是北京,天津也是如此,河北的情况也差不多。而且,全国多数城市的用水量也没有当时预测的那么高。实践表明,用水需求是有弹性的,在一些地区的一定发展阶段,这种弹性还非常大。因此,缺水是相对的,用水需求必须控制,而且也是能够控制的,关键是要转变观念,转变发展方式,加强需水管理。正如著名水利专家钱正英院士所说:“许多地方的水利规划提出,当地的水资源分布不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。我们也可换一个方向来思考问题: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适应当地的水资源分布?”

记者:但近些年,有些地方在作规划的时候,往往对水的预测是较高的正增长,而不是微增长、零增长或者负增长。

邵益生: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,也是必然的结果。因为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,绝大多数城市的用水需求还没有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阶段。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节水力度的加大,城市需水的微增长或缓慢增长是可以期待的。现在的问题是,有些地方预测的需水量实在是过大了。不久前我们到西北地区调研,了解到某地新编的规划发展中,预测到2030年将增加40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,简直让人难以置信!40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是个什么概念?相当于目前北京、天津、上海(不含电力)3个直辖市工业用水总量之和的两倍!类似的情况在西南某地也出现过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需水量预测过大可能导致供水设施建设过度超前,甚至是重大工程的决策失误,进而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,成本上升还可能导致供水企业亏损,或让消费者承受更高的水价。

水污染是面临的主要危机记者:说到调水工程,从技术角度讲,是否调水线路越长,污染问题也就越多?

邵益生:应该是的,当然还与输水的方式有关,就防污而言,明渠输水肯定不如管涵效果好。但与调水有关的污染问题不仅是这些,还应包括水源区和受水区。如果只顾调水而忽视了治污,那么调的水越多,用的水越多,产生的废污水也就越多,带来的问题会更加严重,若处理得不好,到最后便可能陷入大调水、大浪费、大污染的恶性循环。所以,当年朱镕基总理在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前,提出了“三先三后”的要求,即先节水,后调水;先治污,后通水;先环保,后用水。这是非常正确的,但不无遗憾的是,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都是很好,有许多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,亡羊补牢尤未晚!

记者:世界银行在《应对中国的缺水》报告中分析认为,中国因水质污染而加重了缺水。你怎么看?

邵益生: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,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,我赞同这样的表述。水源水质污染不仅加重缺水危机,还给城市供水和饮用水的安全保障增加了难度,据有关调查结果分析,为了达到新的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的要求,未来几年或十几年,我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将非常繁重,投资需求可能高达数千亿元。

记者:这个问题至今仍没得到很好的解决?

邵益生:尽管这几年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,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,各地也开展了大量工作,特别是污水处理厂建设已取得巨大进展,但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还相对滞后,水源水质的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,一些地方对水质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显得很不够。

去年6月,我们到西北某县城自来水厂调研,该厂水源取自河水,设施非常简陋,仅有一个简易的砂滤池,化验室里见到的唯一“设备”是摆在桌面上的两个烧杯,化验员在做水质检测时,将一个烧杯里装矿泉水,另一个烧杯装自来水,通过目测对比,确定水体是混浊还是清澈,并做下记录。

记者:他们的工作条件确实太简陋了。

邵益生:是啊,看完以后,令人感慨。21世纪了,我们的水厂职工居然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,仅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水质的好坏,还做得那么认真。相比之下,这个只有2万多人的县城,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广场,其间的道路和绿化、照明等景观设施却很现代。

令人忧虑的是,类似的无处理、无消毒、无检测的“三无”水厂在西部地区并不是个别现象。

系统规划可解城市水“难”

记者:一方面,是水质污染带来日益加重的城市缺水,而另一方面,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城里“内涝”、“水淹街”的问题。一场暴雨之后,街面立刻积水很深,而且迟迟不能退去。对这种现象,您怎么看呢?

邵益生:这些现象确实存在,并且有一定的普遍性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,有些问题越来越突显,说明许多城市的供排水系统已不适应快速城市化的需要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在城镇化过程中,人类的活动改变了下垫面,破坏了原来的水循环系统,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小气候,进而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缺水和内涝程度;二是城市供排水系统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还有待加强,标准规范不适应、涉水规划不系统、厂网建设不配套、运行管理不协调等问题都有待解决。

记者:那么,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?

邵益生:以上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,就是加强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。

要通过水系统综合规划,将原本相互分割的城市水系、供水、排水、污水处理和再生水、雨水利用等专项规划综合起来,统筹考虑透水地面、低位绿地等建设,控制径流系数和面源污染,合理安排基础设施,协调解决城市供水、排水、内涝等问题,在防治污染的同时,促进一水多用、重复利用、合理利用,提高水的利用效率,缓解城市缺水矛盾。

记者:目前在城市规划的系列里面,有交通系统规划、绿地系统规划等,好像还没有专门的水系统规划?

邵益生: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的水系统规划,把原本相互分割的相关涉水规划有机地整合起来。尤其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,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分的这么细,应该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和原则,提出一些支撑性、约束性和控制性指标,解决一些带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问题。

但是现在这项工作推行起来比较困难,需要制定水系统规划的技术规范,并对规划编制的相关政策加以调整。

记者:对此,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?规划师又应该做些什么?

邵益生:政府及有关部门是技术规范的制定者,作为主管部门,应在建立技术规范方面起主导作用。规划师是技术规范的编制者和执行者,在执行既有规范的同时,也要积极探索、大胆创新、勇于实践。

技术规范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,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、探索、创新,在逐步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,从这个意义上讲,规划师应该是大有作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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